不服不行，2022年全球最大油气发现依旧被道达尔能源公司收入囊中
"3、"差序格局"的成本与收益在近期刚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这本巨著内，傅高义在全书开篇就讲了一个小故事。
执法人员或者当事人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应当在发现后及时提出。相应地，行政系统内部有一个权力和职责的分配问题，例如由哪个机构、哪些人员来负责处理，谁来决定启动、谁来调查事实、谁参与讨论、谁拟写决定、谁最后拍板。
发审委会议首先对该股票发行申请是否需要暂缓表决进行投票，同意票数达到5票的，可以对该股票发行申请暂缓表决。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内部机构负责人批准的，在原理上与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相同。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二审判决指出，高评委成员对于投票情况、评审意见按规定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参评人员知晓高评委名单并不等于知晓评委的投票情况和评审意见，故公开评审名单可能引发打击报复的理由不能成立。《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6年）第61条规定，有证据表明或者有群众报警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或者违法存放危险物质，不立即检查可能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立即检查。暂缓表决的发行申请再次提交发审委会议审核时，原则上仍由原发审委委员审核。
《学位条例》（2004年修正）第10条规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应当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法院应当重视对内部行政程序合法性的审查，但也要防止过分地限制行政活动的灵活性。[35]沧海桑田，风雨苍黄，今日再回望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那批老一代公法学家，会发现历史则是公平的。
他认为，民主是以议会的无限权力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民主权学说就是议会主权，因为人民主权通常是由议会来行使的。他既是中国宪法学说史上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中国宪政的追梦人。翻开四篇宪法序言，都是一个党派取得成果和记录的展示，千篇一律都是歌功颂德，给人感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高于一切。[21]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他不仅身体力行，推动文官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落地，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宪政教育家。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是以专政为前提的。
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他对中国宪政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三是，设置和加强司法机关，使上述原理付诸实现。但这个经历对龚祥瑞后来在宪政研究中反复强调人性中坠落、陷溺、懈怠因素，特别是要对人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警惕和防范（即后来思想史家张灏所谓的幽暗意识）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
第二，论及中国现实问题时，他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和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客观情形，主张充分发挥宪法的规范性，按照宪政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制度。[23]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而司法机关不论是解决行政机关的权限纠纷，还是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实际都有立法性质。跟随考察团出访美国、英国期间，他观察到美国从自由放任主义到国家计划管理的转变，从感性上理解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分权制度，并写出了《英美文官制的新发展》等书。
他认为，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
[28]他生前最后一篇论文，是1996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形势叙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认为民主并不仅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根据调查结果，他主持撰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2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1980年代是龚祥瑞的学术高潮期，《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文官制度》等著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等论文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其次，人民基本权利高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对宪法规定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剥夺。[3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9]龚祥瑞宪政思想中包括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分权这些关键词。龚祥瑞宪政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崇尚个人权利、自由和东方集体观念融为一体，贯穿了中庸之道，试图融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他在引介西方宪法理论时，保持客观、公允的立场，既反对排斥普世价值，更反对全盘西化。他肯认英国戴雪的法治理念：法治就是对违法行为设置法律障碍和对个人的合法权益加以法律保护。
文革后，69岁高龄的龚祥瑞以极大的热情重返教室，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不忘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詹氏认为，宪法所称基本权利之所谓基本，是因为宪法权利不同于买卖双方和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基本权利。
因为要考虑到社会不同的阶级、价值观，在立法上允许差别对待。清华政治学系是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镇，具有国内超一流的教授阵容——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等，这些名师都是龚祥瑞大学时的启蒙老师。
如何在现有的三权基础上面协调此种权力，是分权学说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第四，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虽然他正常的科研教学被政治运动无情阻断干扰，但他一直理性的思考和观察中国当时存在的种种政治法律问题。这些充分体现了一个法学家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学术良知的坚守。关于宪法不能只歌功颂德。
[20]其次，限制自由必须遵守法定程序：以法律而不是命令。早在民国时期，在出任青年政治学校副教务处长的时候，龚祥瑞就坚持录取学生时公开竞争考试，唯才是举，不徇私情。
二战结束后，国家的职能增加，美国出现许多独立的机构（如洲际贸易委员会，联邦商业委员会等），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这种混合权力在美国称之为管理权，这是继三权后又一个权力。发表时稍有删节，此为原文。
[28] 龚祥瑞：《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载《法学》1989年第4期，第7页。同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宪政，要将社会主义和宪政相结合。
也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不断修改、更新宪法，才能保持宪法权威的连续性和政府的合法性。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家龚祥瑞（1911-1996）教授青年时代师从钱端升、张奚若等民国政治学家，以及英国政治学大师拉斯基和宪法学家詹宁斯。留学经历使他具有了国际视野，特别是师从当时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宪法学家詹宁斯，使他站在了西方公法学的前沿。对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虽然受到指责批评，仍然矢志不渝，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孜孜不倦的传播宪政精义，成为中国宪法学说史上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1.法治观在谈到法治时，龚祥瑞主要通过法与秩序、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政权、法治与政治责任这四组概念进行比较来展开论证。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原则，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于实践。
二是，搞错了所能代表民意的场所。[10]在法治与自由方面，龚祥瑞提出，自由主义者认为法里含有一定的实质内容，即一切政府的公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的规制。
[3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29]他特别重视通过脚踏实地的制度建设，来逐步完善中国宪政：首先，他特别重视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强作用。
